1902年，安德鲁.卡内基已经老了。两年前，他将自己的美国钢铁公司与J.摩根实现联姻，从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可是直到这时候，他也还没有没有搞清楚，到底财富给自己带来了什么。从一个纺织女工家的穷小子到世界首富，卡内基打造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钢铁帝国，也涂抹出一个吝啬，冷血，没有任何知心朋友的生命图本。这一年，67的他开始频繁出入教堂，在那里的某一天，他突然开始醒悟。他的传记作者奥尔.亨廷顿写道:“直到那一刻，他才意识到，是上帝派他来赚那么多的钱，所以他必须在有生之年把它们都还给上帝的子民们”。老卡内基把他的余生都投入慈善之中，今天在美国各地，你到处可以看到卡内基捐赠的图书馆，博物馆。 我们为什么要赚钱，我们想用赚来的钱去购买什么，对今天所有的人都是一个问题。马克思.韦伯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认为，在中产阶级仍很落后的国家，都曾有一个鲜明的特征，就是盛行不择手段地通过赚钱牟取私利，这几乎是一个无法超越的阶段。而成熟商业社会的标志则是，人们从对物质的追逐中脱离出来，开始去发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的，形而上的价值。 百年的积弱和贫困，使得今日的中国依然处在一个创富的激情年代中，一切以经济为中心，一切以财富为标杆，所谓的智慧，快乐与价值都似乎是可以被量化的，而伦理，道德则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，它们的底线往往可以被轻易的击穿。 今天很多人把今日之中国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相比较。美国心理学家尤维.吉伦便认为，这是个十分相似的商业社会，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，人口大量涌入城市，转型期的社会，经济乃至个人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焦虑的社会心理相结合，必然导致众多的社会矛盾。我曾经去过北方的一片森林:40年前那里郁郁葱葱无涯无际；20年前，人们开始大量砍伐建厂，当地的居民走上了小康的道路；5年前，林木锐减，水土流失，自然环境急速恶劣，一些赚到钱的大户开始纷纷外迁；1年前，当地人开始大面积种树，试图恢复原貌，而据说，要恢复到20年前的模样，大概需要100年的时间。 天下轮回，大抵如此。每一个人生，公司，国家和文明，确乎是有“报应”的。如果没有清晰，超然而有规划的生命观，那么任何财富追逐的结果都将是灰色的，茫然的。这样的话题，对今天很多中国人来说，还是那么的陌生，但是我想，可能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变得百分的醒目。我希望穆罕达斯.甘地式的观念能成为普世的生命观。这位终生节俭而倔强的印度人将下列现象称之为“可以毁灭我们的事物”，它们包括––没有规则的政治，没有良知的快乐，没有劳动的财富，没有个性的知识，没有道德的生意，没有人性的科学，没有牺牲的信仰。 我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巨变和戏剧性的大时代而感到幸运，但是，说实话。我一点也不留恋这个时代，我希望它快点过去。我希望那些貌似古板而老套的价值观重新回到身边，它们是––做人要讲实话，要有责任感，敢于担当；要懂得知恩图报，同时还要学会宽容；要学会关心别人，特别是比你弱势的那些人；一定要敬天畏人，要相信报应是冥冥春在的；要尊重大自然，而不要老是在破坏中攫取。 人生的确有比金钱更为重要的事情，比如陪女儿玩半个小时的积木，或与爱人冒雨去看一场午后电影。 我希望它们一一回来。因为只有与它们相伴，财富才会真正地散发出智慧和快乐的光芒。